初入官场，刘允担任循州（今广东龙川一带）户曹，负责一方军队粮饷。到任后，他很快发现官府巧立名目向百姓横征暴敛，看着百姓在沉重赋税下艰难求生，刘允心中满是愤慨，决心改变这一乱象。他严令禁止向百姓多收无依无据的附加费用，明确规定只能按照朝廷颁布的号令收取正常税费。在他的坚持下，循州多年的积弊被成功革除。百姓们极大减轻负担，对他感恩不已。
然而，循州的问题不止于此。当时的州守毫无爱众恤民之心，对士卒役使无度，甚至连例休日都不放过，强迫士卒为自己采伐木材。士卒们苦不堪言，心中的怨恨越积越深，甚至萌生出造反的念头。刘允得知此事后心急如焚，他深知，如果真的发生暴动，官府出兵镇压，受苦的还是百姓。权衡之下，他决定前往伐木现场劝解官兵。面对愤怒的士卒，刘允诚恳地表达了对他们遭遇的同情，同时晓之以理，说明造反的严重后果，承诺会向上反映他们的困境，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益。刘允的真诚和担当打动了士卒们，一场一触即发的危机就这样被平息，他在循州百姓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。
不久后，刘允调任程乡（今梅州）知县。刚到任，就遇上了大旱之年，赤地千里，农作物颗粒无收。可州府却对此视而不见，依旧照常催租逼赋，百姓们怨声载道。刘允对州府这种不顾百姓死活的做法极为不满，他据理力争，却毫无效果。幸运的是，朝廷派遣使者南下察访各地情况。刘允抓住这个机会，陪同使者深入民间，了解灾情的真实状况。随后，他将实情写成《丰歉状》奏章，向朝廷反映灾情，并恳请豁免租赋。在他的努力下，朝廷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，程乡百姓得以减负，避免了流离失所的悲惨命运。
刘允谨记祖上“勇担责任”家训，不畏强权。依照朝廷惯例，程乡民众每年都要缴纳供给军队的“军衣布”钱，每户三百钱。但当时供应朝廷的“贡布”价值一千二百钱，漕使却下令让所属州县一律按“贡布”价格“令民折纳”，这无疑将使百姓的负担增加数倍。刘允深知百姓难以承受如此重负，果断拒绝执行漕使的指令。他义正辞严地说：“倘使者怒，不过逐令耳。”为了百姓的利益，他不怕得罪上司。他据理申辩，指出“军衣布”钱和“贡布”用途不同，价格差异巨大，绝不能混为一谈。在刘允的坚持下，漕使无奈收回成命，同意按三百钱上缴。程乡人民为了感激他爱民如子的情怀，特意立祠纪念他。
宣和二年（1120年），刘允擢升为化州知州。化州南濒大海，盛产玳瑁、翡翠。以往，地方官吏常购买这些奇珍异宝敬献上司，花费巨大，然后将费用转嫁到百姓身上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刘允到任后，坚决废止了这种“潜规则”，让百姓们松了一口气。同时，他还着手处理历年积案。在短短10天内，就妥善清理了一百多宗不决宿案，展现出了卓越的理政能力。化州所属吴川县发生了一起冤案，部分盐户为防身蓄备兵器，却被人诬陷为“私蓄戍器，勾结海盗”，几十人因此入狱，还被定为死罪。定案后上报化州，刘允觉得事有蹊跷，便认真进行复审。经过深入调查，他终于澄清事实，亲自为盐户辩护，让五十多条人命得以存活。
刘允始终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。临终前，他还不忘提笔写下遗训，嘱咐儿孙辈要勤俭持家、忠厚待人，丧葬不可效法愚俗。他的故事在民间代代相传，成为人们心中的楷模，激励着后人秉持正义、关爱百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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