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潮汕，“立春”称作“打春”。
从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考察，有不少节日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这些节日大多数在发展的过程中，渗杂了其它文化成分，渐渐改变了本来的特性。只有立春这个节日，仍然比较单纯地表现出与农业生产的关系。妈生是妈祖的神诞。妈祖崇拜在潮汕沿海的渔民和从事水运贸易的船工、商人中间盛行。神诞日除了祀神仪式之外，还伴有娱神活动和特定的饮食习俗，具有节日的特征。这一个节日，又与渔业生产和水运贸易活动有很密切的关系。
立春之日，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，以迎春于东郊。还反，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，命相布德和令，行庆施惠，下及兆民。
可见，在秦汉时期，立春的节日气氛已经很浓烈。
潮汕称立春节称作“打春”。清代府县志书都记载着这个节日。顺治《潮州府志》说：“立春，有司迎土牛于东南郊，士女聚观，多以豆谷洒之。”乾隆《澄海县志》的记载更为详细：
立春前一日，县官率僚属具鼓乐迎芒神土牛于东郊，名曰“迎春”。农民每视牛头、蹄、腹之色，以辨终岁旱涝。至日，官府鞭牛碎之，名曰“鞭春”。
从这些记载里头可以知道，旧时立春节的节日活动，主要有迎芒神土牛和鞭春牛。
立春鞭春牛是一种古老的带有巫术色彩的习俗，它的意义在于催耕助农。唐代这种风俗已经存在，到了宋代，这种风俗流播更广。《东京梦华录》就说，立春前一日，“开封、祥符两县，置春牛于府前”。立春日一大早，开封府僚属便举行打春仪式。
芒神，就是勾芒。它是东方之神，春天之神，草木之神，代表着生命，代表着繁殖。勾芒神崇拜的起源也很早，《山海经》里已经描绘了它。唐代人注释《礼记·月令》，对它有更详细的述说：
其神勾芒者，谓自古以来主春立功之臣，其祀以为神。是勾芒者，主木者官，木初生之时，勾曲而芒角，故言勾芒。
古代风俗，祭祀勾芒神在二月春分。由勾芒神的神格所决定，这种祭祀行为的目的，也是为了祈求农业的丰收。
大概因为鞭春牛与祀勾芒两种信仰活动的性质接近。宋代人干脆把它们合并成一个节日。从宋代开始，祭祀勾芒神的活动也在立春日举行。大文豪苏东坡就写过一篇《立春祭土牛祝文》，向勾芒祷告说：
敢昭告于勾芒之神：木铎传音，师官相儆；土牛示候，稼穑将兴。敢徼福于有神，庶保民于卒岁。无作水旱，以登麦禾。
这种节日祭祀活动一直延续到清代。
清代，潮州“打春”的祭祀，仍然保留着对农业生产的关怀。最直接的表现，就是《澄海县志》里讲的，农民通过对土牛的头、蹄、腹颜色的观察，来判别这一年中的涝旱。这种判断的可靠性如何姑且勿论，在水利远未曾过关的韩江三角洲，气候的涝旱，对于农业生产实在至为切要。
而在潮州“打春”的习俗里，还残留着原始巫术的痕迹。宋兆麟《中国古代节日文化》讲到，浙江风俗，百姓在鞭春牛仪式举行之后，都争着抢春牛泥，回家撒到牛栏内。他解释说：
由此看出，鞭春牛还有一种繁殖巫术，即经过迎春或交媾的春牛土，撒在牛栏内可以促进牛的繁殖。
潮州也有这种习俗。乾隆《普宁县志》记载说：“至鞭春后，小民各分取土牛馀土，归置圈下，以旺牲牧。”揭阳、潮阳等县志均有类似的记载。据说，从土牛身上取回来的土块，放到牛棚里能旺牛，放猪圈里能旺猪，放到鸡寮里能旺鸡……在这一系列的民俗行为里面，春牛土显示出更强的繁殖巫术功用。《澄海县志》甚至有这样的记载：“民间争拾牛土置床，谓可压邪。”在这里，“压邪”是颇为“现代化”的话语，将春牛土放置于婚床，其原始的意义，一定还是与生殖有关。立春是春天第一个节日，勾芒是春之神，而春牛是它的土偶。春天是草木繁育的季节，芒神土牛既能使五谷丰茂，也就能使禽畜兴旺，人口繁衍。繁殖巫术就是在这样一种类比思维的基础上生成的。潮州“打春”节中春牛土“置圈下，以旺牲牧”，“置床，谓可压邪”一类信仰习俗，也正是繁殖巫术的不同变相。当然，它们也与生产－－畜牧业生产和人类本身的再生产有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