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 集体化的号子与田埂上的牧歌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浪潮，潮汕农村的耕牛陆续折价入社，从“家牛”变成了“社牛”。生产队会选派经验丰富的社员担任饲养员，负责一个小牛群的放牧与管理，通常一人要看管四五头牛。这时的放牛，不再是纯粹的家事，而是一份为集体创造价值的工分劳动。
在国营农场，这种集体劳作更具组织性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，也将城市的年轻人带到了牛身边。1974年冬天，知青林伟文来到惠来县田心农场，开始了四年的农场生活。尽管劳动强度极大，每天起早贪黑，但在成片的木麻黄防风林带与银色沙滩之间，放牛成为一种与艰苦并存的田园体验。正如他在诗中所忆：“溪声石路绕村郭，绿野田畴歌牧牛。” 清晨，饲养员们牵着牛走向草坡；黄昏，牛群踏着夕照归来，脖铃叮当，构成了一代知青记忆中难以磨灭的“农场吟”。
对于土生土长的乡村孩子而言，放牛则是童年必修的功课。任务通常落在稍年长的孩子身上，他们接过父辈手中的牛绳，也接过了对家庭生产的责任。放牛的时间自有其韵律：清晨露水未干时出牧，让牛在劳作前饱餐一顿；傍晚则赶在日落前，将吃得肚子滚圆的牛儿牵回。地点多在村外的河滩、山坡、田埂，或是收割后的闲田。水牛喜水，炎热时必要赶到水塘或小溪中浸泡，只见其“皮毛冒着青光”，惬意地浮在水中，只露出鼻孔和弯角。
放牛远非闲站发呆。孩子们常骑在温顺的老牛背上，“骑牛远远过前村”，威风凛凛。有些通人性的水牛，甚至会在小主人骑乘时，懂事地低下头，让孩子踩着它的角登上宽厚的背脊。到了水草丰茂的河洲，解开牛绳，任其自由进食，孩子们便迎来了欢乐时光：在河里摸鱼虾，在沙滩上用牛绳跳大绳，或是就地生火，烤几个从家里带出来的番薯。直到夕阳西下，一声呼哨，牛儿便会听话地涉水而归。这放牛的路上，有玩耍的欢愉，有懵懂的责任，也是一堂关于生灵与自然的无声之课。
二、 沉默的伙伴：耕作、供养与情感
放牛归来，照料并未结束。牛是家中的功臣，喂养不敢怠慢。傍晚，需用木桶调好饲料：捣碎的番薯，拌上些许潲水，再撒一把盐，便是牛儿辛苦一日后甘美的加餐。夜里，还需在牛圈铺上干净的沙土与柔软稻草，并备好夜草。冬至日，潮汕人家吃“冬节丸”（汤圆），不忘感念牛的辛劳，会在牛角、脊梁和尾巴上各粘几颗，寓意来年膘肥体壮。
农忙时节，是牛最辛苦，也最体现价值的时刻。清晨，父亲扛着犁耙，儿子牵着水牛，走向雾气朦胧的田野。沉重的犁轭套上牛颈，一声吆喝，牛便奋力向前，四条腿肌肉棱角分明，鼻孔张得极大，喘着粗气。少年站在田埂，看着牛脖子上被磨出的硬厚老茧，听着父亲催促的鞭响，心中常涌起复杂的情感：既有对牛的心疼，也明白“没有累死的牛，哪来丰收的田”。每一顿饱饭，都凝聚着这沉默伙伴的“力尽筋疲”。
正因如此，牛在潮汕文化中超越了牲畜，被赋予了灵性与神性。立春“鞭春牛”的官方仪式虽已消亡，但其祈愿“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”的核心，早已融入农耕信仰。七夕“为牛庆生”，孩童采摘野花挂在牛角，感念传说中助牛郎织女相会的老牛。这种敬畏与亲密交织的情感，使得许多家庭与自家的牛建立了深厚羁绊。牛不仅认识回家的路，更能读懂主人的情绪。作家笔下，甚至有感于为主人奉献一生的牛，会在感知大限前于清水里看到命定的刀子，从而清洁绝食，庄严赴死。
三、 告别：铁牛声响，牧歌渐远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，集体的牛又陆续折价分归农户。放牛的身影，再次从集体的田埂回归家户的屋檐下。然而，这次回归却预示着一段漫长历史的终结。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经济，也带来了生产力的革新。拖拉机、手扶拖拉机等“铁牛”开始进入潮汕乡村。它们不知疲倦，力大无穷，耕田又快又省力，迅速成为新一代农民的心头好。相比之下，耕牛饲养耗时耗力，成本渐高。曾经“几乎家家户户都养有一头水牛”的景象，悄然改变。村里的牛越来越少，牛棚空了，清晨再也听不到此起彼伏的“哞哞”唤工声，耳畔只剩下“铁牛”震耳欲聋的嘶吼。
陪伴了整个童年的老水牛，终于老了。它瘦骨嶙峋，再也拉不动犁耙，只能在榕树下静静站着，“眼中满是人间的陈事旧影”。虽然有人劝主人将其卖至屠宰场换钱，但很多像林伟文父亲那样的老农，坚决不忍。最终，在一个深夜，老牛在牛圈中安然离世。主人请来乡邻，用板车将其运至海边木麻黄林深处，郑重埋葬，如同送别一位劳苦功高的家族成员。这是传统农耕时代，人对伙伴最后的、充满温情的礼赞。
潮汕人对牛的情感是矛盾而深邃的：既在田埂上任其老去、厚葬，也在庖厨间将其美味发挥到极致，创造了名动天下的牛肉火锅。这恰恰印证了牛已深深嵌入潮汕生活的全部——从精神信仰到物质生计，从辛勤耕耘到生命终结。
如今，在潮汕的某些乡村路边，或许还能偶见几头黄牛在悠闲吃草，引得孩童新奇指点。但这已成为田园生活的稀有景观，而非昔日生产的寻常一幕。牛背上的岁月，连同那段人与牛相依为命、晨昏共度的慢时光，已随着“铁牛”的轰鸣，缓缓驶入了记忆的深处，成为一代人心中“绿野田畴歌牧牛”的悠悠往事。
